做一个亲近自然的地球村民

“资本对于人和环境的掠夺急剧恶化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糟糕的现状已经达到一定极限，我们必须做出改变。”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朱惠雯有一年半的时间无法回国，这段时间让她有机会去践行一直致力于推广的自然体验与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她认为，东亚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就是贴近自然且多样的，她的生活和工作是一件事情。

2020年的生活剪影

2001年赴日留学，在学期间开始参与环保活动。2010年与同伴共同建立社会企业“中日公益伙伴”，在这十年中，她致力于推动中日自然教育和可持续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她说，现在社会面对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而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决定了其中一部分。
“以自然教育为方式做环保，不是去说服人们的大脑去接受环保的逻辑和道理，而是引发人们内心的变化，使其能够从内心获得大自然的滋养。” 她说，不论是自然教育，还是后来策划的“东亚地球市民村”，这些活动的焦点都放在“生活”上。以自然体验为方式的环境教育，以生活方式为切入点关注环境，是用更温和、更易被接受的方式引导人们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朱惠雯笑着说：“一切就这样自然发生了。” 回想2014年东亚地球市民村，因为不确定能做多久，所以称之为“第零届”村民大会。而今历经疫情和重重困难，也不知不觉影响到了一路相伴的人们。一起陪伴，一起生活，这样的议题关乎于我们每一个人。从工作、生活和消费习惯做起，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影响别人。

过去十年，在自然教育领域感受到的变化是什么？

与海外相比，自然教育过去十年在中国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对于中国的孩子们，尤其是大都市处于激烈的学业竞争的孩子们而言，又会觉得自然教育对教育理念、学习环境产生影响的速度和力度都还不够。
近几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政府开始支持环境教育了。不管是之后的研学还是现在的双减，政策会影响大众对教育的看法。但根本意识有所改变的还是少数人。虽然现在有更多人接触到自然教育概念，可在其快速铺陈和发展之下，缺乏对于自然教育本质及背后的价值观和想要推动的事情的理解。认知浮于表面，还需要更多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自然教育在中国快速铺开的原因非常多。政策推进和海外影响，让市场得到关注。回到十年前，活跃在自然教育领域中的大多是想要推动社会对于教育和环境领域的意识改变的人，譬如反思原先教育方式的母亲和老师、想要改变解决问题式环保的环保从业者……后来，关注食品安全、农业、生活方式领域的人群也渐渐加入进来。
随着市场扩大，自然教育逐渐成为一个可以资本增殖的地方。社会的各界都有参与到这个领域。因为政府对此关注，如教育、林业、生态环境部门都有各自的动作，任命一些生态学校等……包括企业和商界对于这个领域的关注，也吸引到一些家长们愿意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孩子脱离传统竞争环境，去参与一些自然体验活动。
因为国外此领域的发展时间比我们长，系统相对成熟，很多家长会送孩子出国体验自然教育项目。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针对高端人群的新奇、高级的项目。总之，参与的人多了，各种各样的形式都会出现，这个是需要警惕的。但面对周遭环境的变化，依旧是有一群人在保持着环境教育的初心。

雪地冬令营（向右滑动查看更多）

回到2014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推动第零届东亚地球市民村？

当时完全是意料之外的机会,我们在做中日生态旅行的交流项目，资助方的老师提出一个设想作为项目的延伸，从环保的角度切入，促进东亚地区的友好和平。因为环境问题是不问国界的，特别是东亚地区国家互相影响很大。从这个出发点开始，寻求易被大家接受的角度进行交流。于是我们尝试把焦点放在生活上，从市民的角度，鼓励大家通过反思生活方式去改变环境现状。
东亚地球市民村一直坚持创造一个平等的交流学习环境。没有严谨设计的东西，只是搭建框架和舞台，参与其中的人都以志愿者的身份交流。形式也比较松散自由，不是专家授课，也不是国际研讨会。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可以有很多即兴的创作、参与空间。
每期大会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我们能够以山为会场，接触自然和当地人，获得真实的体验；也可以在乡村中一面徒步，一面学习历史。历史大事件和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是在各种巨大的力量当中活着的，在其中要守住自己的生活，我们必须关心这件事情。过程中，我们忽然跟更大的东西连结在一起，跟其他国家人的连结感也更强了。

东亚地球市民村@韩国徒步最后一天

市民是核心想要影响的群体，多年做下来，面对我们想要推动的议题方面，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我们想影响所有人，没有特定的群体。但是接触到的较多是社会敏感度比较高、对生活、生命有思考的人。十年下来，对于个体而言，我们起到了陪伴的作用。一开始大家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和尝试的新领域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比如第零届东亚地球市民会的时候，有些伙伴刚开始做有机农业、自然农法，探索过程艰难也不知道未来发展会如何，但是通过大会接触到在国外类似领域的先行者。因看到彼此的坚持和进展，自己会有一些信心和勇气。其中，也有人受启发去寻找新的方向，下定决心改变生活方式。

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自然教育和可持续领域的？对你的个人生活有什么影响？

2008年春节，中国南方发生了雪灾。当时身在日本，我们想要借鉴、了解日本NGO是如何在当地参与救灾的经验。因为日本的自然学校有参与许多救灾行动，所以就这样认识了一位日本自然学校的领军人物，并建立了联系。
这十年，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就是一件事情，没有特别分开来。像刚才说的，我们希望推动大家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件事情也影响了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疫情之前，多是奔波的生活；疫情之后，我有更多时间安静地生活，把之前在别处学到的、体验到的东西，变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很多之前了解到生活方式在过去没有机会实践。比如以前去提倡循环生活的乡村或者民宿，他们水龙头只拧开一点，让水流尽可能地小，下面必须接一个盆，以此控制用水并尽量多次利用。一开始可能是特地去做一件事情，现在我已经养成习惯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用少的资源，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当你了解、体验了背后的原因，自然而然就会去做，不做不能心安。
日本的疫情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有时间彻底反思城市生活，让那些想要更快回到原来生活方式的人有时间摆脱原来的惯性。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去改变。自然环境教育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不是特别的体验，而是生活本身。接下去我打算搬到乡村去，现在我比以前更有底气跟别人说可持续这件事情。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改变生活方式的经验吗？

通过思考合理利用资源行为的背后原因和维持一定生活舒适度的其他可能性，找到生活规律，习惯成自然。
我们家不用电饭煲和微波炉，空调也基本不用。现在住的老房子朝南，阳光充足，非常温暖。冬天一楼非常冷，所以我更多住在二楼；夏天一楼很阴凉，我就会更多住在一楼。
因为家里电器不多，所以用电需求量不高。日本在福岛事故之后，大家可以选择自己使用哪些能源发的电，我刚刚换到一家电力公司，他们供应的电中有65%来自可再生能源。当初填写申请表时提供了多种电表的选项，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电表问题，于是借此机会仔细计算了家中电器功率的总和，将电表从30安培降到了20安培。虽然还有降低的空间，但第一步想走得谨慎一点。
生活方式的转变会带来不同的感受。以前出差多，很少做饭，现在天天都要做。每天认真做饭，选择当季的、对自己的身体和对环境都负责的产品。不用电饭煲，明火土锅做的饭更好吃。一般一菜一汤非常简单，偶尔会在网上找教程做一次复杂的，用自己种的香草或者自生的植物，发酵、腌渍、做果酱。做多了会也跟同一个社区的朋友一起分享，还能常常从他们那儿吃到各种美食。

  做梅酒和梅子汁

苹果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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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工作有什么计划？

疫情打破了我原来的生活节奏，不再每年回国5、6次。经过了一年多的沉淀，我想要更多扎根当地，与所处的社区有更深度的连结，然后分享那样的状态和做的事情给更多人。所以就算之后国际交通恢复，我也会减少像过去一样的飞行。
我未来十年的计划是：搬离城市，旅居乡村。从北海道到冲绳，每年去一个地方产生新的一个连结，充分了解当地。借助互联网的技术和外界沟通，让更多人了解日本的乡村，促进中日互相交流。如果疫情好一些之后，国内的人也可以来我所在的日本当地一起学习生活。但现在只是一个想象。
最早开始国际交流活动的时候，感觉自己做的事情有些浮在空中，是自然学校的事业让我觉得更加实在。虽然还是有一定的流动性，但是在当地有了实际作为。当然在我未来扎根当地的同时，国际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以与当地深度连结为基础，再发生的交流会更有内容，更让人觉得真实和踏实。

什么时候认识商业生态？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什么？

非常早。2006年就在21世纪商业评论认识海燕了。你们之前做杂志的时候，我还写过文章。不过最近交流比较少，感觉到你们业务变得很丰富，不仅限杂志，还举办真实的活动，办展。
最初印象是商业生态杂志外观的视觉设计感很强，有更多国际视野和丰富的想象力，这是和很多其他杂志不一样的地方。跟孙杨和海燕在日本一起采访的经历是我与你们一起印象最深的场景。
你们具有与企业合作的商业视角，而这正是我们缺乏的。你们与企业和地方政府有更多的合作，而我们接触的NGO和当地市民团体比较多。我们有相似的理念，但是努力的方向不同。因为和你们接触，我才更多拓展了这方面的视角，对于我们的项目推进也很有帮助。希望继续保持交流，大家都在可持续的大议题下一起努力。

采访：刘春兰

编辑：陈茗萱

设计：王孜

图片提供：朱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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